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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的基層社會變革

2019-07-05
基層社會變革,春秋戰國,歷史研究
春秋戰國時期的基層社會變革
——訪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仝晰綱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6月21日第1718期 作者:本報記者 張杰 張清俐

  春秋戰國時期是大變革時代,這一時期各諸侯國的基層社會呈現何種樣態?基層社會管理與之前相比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圍繞上述問題,記者采訪了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仝晰綱,邀請他以齊國等山東地區古國為例,從國家政權與社會基層互動的視角談一談春秋戰國時期基層社會的相關問題。

  以井田為單位的村社發生了很大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經歷著深刻的變革。這一時期基層社會有哪些變化?

  仝晰綱:春秋戰國時期,以井田為單位的村社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從井田到“相伍”的嬗變。春秋以前,最高統治者不管是封賜土地,還是征收田稅,或是征調兵役和力役,都是以井田為單位。春秋以后,個體家庭取代井田成為生產單位。統治者為了穩定稅源和兵源,便對個體家庭進行戶口登記,使什伍相處,以便管理。“九夫為井”制度下的社員逐漸發展成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的村社成員。

  其二,從封閉到開放的轉化。春秋以前的里社十分閉塞,誠如老子所說:“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春秋戰國之際,隨著井田制的瓦解,一些民眾開始遷徙他處,鄉里居民的流動性增大了,人們的社會關系也增多了。同時,通過市場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的行為也越來越多。居民流動和商業交換使鄉村間的水陸交通迅速發展,村與村、鄉與鄉的交流漸增,長期封閉的村落漸次走向開放。

  其三,從“同養公田”到“履畝而稅”。井田制下的生產方式是“同養公田”,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農產品產量的增加,農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私田上,出現了公田荒廢的情況。面對這一情況,統治者不得不做出改變,到春秋時期,各國都相應地改變了稅收制度,開始按畝納稅。如此一來,里社組織集體生產的經濟意義減弱了,行政作用越來越大。

  其四,從國野分處到國野合一。西周地方政治結構的突出特點就是國野分處。自春秋始,國人群體開始瓦解,一部分國人因不堪負擔沉重的賦役而逃諸四野,一部分國人脫離土地或工或商,更多的國人因所在國在爭霸中敗亡而淪為奴隸或流落到野人行列,只有少數國人在爭霸戰爭中立有軍功而升為新貴。與此同時,野人的地位卻逐漸提高,允許野人與國人一同服兵役,國人、野人逐漸融為一體。到戰國時期,各國紛紛實行授田制,野人和大部分國人都從國家獲取了份地,共同構成了封建制下的農民階級。國人、野人合一,國、野界限泯滅。

  其五,從血緣組織到地域組織。村莊共同體的形成,大致有血緣、地理、交通、經濟等諸因素,其中以血緣最為重要。到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鄉官里吏的設立,一些鄉里民事糾紛不再通過宗族來處理,而是由鄉良人、里長來處理,血緣宗親在鄉里的支配地位受到沖擊。《管子·問》的記載更能說明問題:“閭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余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這反映了齊國鄉里之內父子不相養、兄弟不相助的情況。

  鄉里作為地方基層組織的職能已基本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以山東古國為例,談一談鄉里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職能。

  仝晰綱:春秋戰國時期,鄉里作為地方基層組織的職能已基本形成,以齊國為例,其一,維持治安,強化統治。實行鄉里制度的實質是為了加強管理和統治,這就決定了鄉里的治安管理職能。鄉里對于加強治安、維護安定、鞏固統治起著重要作用。

  其二,組織生產、征派徭役。鄉里不僅是行政、軍事機構,還是組織生產的基本單位。在齊國,鄉官里吏要協同上級主管部門管理生產,由田、鄉行使管理生產、勸課農桑的職能。鄉里居民有對國家承擔賦稅徭役的義務,這種義務也是由鄉里組織完成的。

  其三,鄉舉里選。鄉里選舉是一種由基層薦舉議選官吏的制度,也是基層組織舉賢職能的具體體現。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新的官吏選任制度的逐步確立,以血緣為紐帶的世官制逐漸走向衰亡,以德才為標準的鄉舉里選制度得以存留并發展開來。春秋時期,齊國的三選制,實質上就是西周鄉舉里選制度的嬗變。隨著社會的變革,鄉舉里選的標準也發生了變化,已不像西周時期那樣過分注重品行,更多的是注重學識和能力,從而為新興的封建選舉法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其四,防災、防疫及其他。春秋戰國之際,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差,因此需要以鄉或以里為單位,共同協調進行。組織鄉里防備水旱,是鄉吏、里有司、伍長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防災、防疫機制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鄉里的地域組織性質愈加明顯

  《中國社會科學報》:鄉里作為地域性行政區劃,始于西周。在西周封國中,齊、魯、宋、陳、鄭等諸國都有鄉里設置的文獻記載,其中以齊國最具特色,也最為完備,請您談談齊國鄉里制度的起源及其演變。

  仝晰綱:齊國故地位于今山東東部沿海、黃河下游地區。在這片土地上的早期人類,為了生活和生產的方便逐漸形成了以一定勞動力和一定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社會共同體,這種社會共同體就是“里”的雛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社會共同體的經濟意義逐漸向政治、經濟的雙重意義發展,當氏族公社轉變為按地域劃分的國家后,這種聚族而居的社會共同體也就逐漸具備了地方基本行政單位的性質。

  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看,西周初期已有鄉里之制。西周初期青銅器銘文中有“里君”二字出現,《尚書·酒誥》亦有“越百姓里居(君)”的記載,這說明西周初期“里”已具備了地方基層行政單位的性質。齊建國后,面臨著土著部族的反抗和殷商舊方國的叛亂,為了加強統治,將周人的“鄉里”之制在齊地建立起來十分自然。

  齊桓公時,管仲改革,使齊國的鄉里之制進一步完備。《國語·齊語》:“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從齊國的實際情況看,在當時可能采納了管仲的意見。

  管仲之后的晏子對齊都臨淄有過關于閭里的描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說范·奉使篇》)閭即里門,三百閭,即三百里。由此可見,齊國自桓公以后,鄉里之制已普遍設立。鄉里組織規劃后,一般不能隨意遷徙,是謂“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國語·齊語》)鄉里組織的劃分,也并非是以血緣宗族為依據,而是以地域為先定條件。齊景公欲更換晏子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左傳·昭公三年》)這里使用“里旅”,說明其鄰戶并非其親族。戰國時期,鄉里的地域組織性質更加明顯。臨淄出土的戰國時齊國陶片上發現的陶文,一般記有陶工的籍貫和名氏,其籍貫多作“某鄙”“某里”。這說明鄉里在齊國已作為地方基層行政機構而普遍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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