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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聚落形態視角研究古國起源

2019-07-05
古代文化,聚落形態,古國起源
從聚落形態視角研究古國起源
——訪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方輝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6月21日第1718期 作者:本報記者 張清俐 張杰

  山東古國早期形成的過程是中華文明起源的縮影。近年來,考古學界運用關于文明與國家的起源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尤其從聚落形態的視角,在海岱地區的考古工作中做出一系列有益探索,在信史資料稀缺的條件下,豐富了對古國起源的認識。考古學關于古國起源提供了哪些理論與認識,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方輝就相關話題接受了記者采訪。

  聚焦聚落或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報》:國際考古學界關于國家和文明社會的起源與形成提供了怎樣的認識?這些理論與方法是否適合于中華文明起源背景下的古國研究?

  方輝:至少從20世紀中葉前后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文明起源”命題之后,很長時間的學術語境里,“國家”與“文明”是同義詞,探討文明社會起源就是探討國家的形成過程。盡管學者對于國家的理解各有不同,不過有一個基本事實是公認的,即探討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要從考古學入手。隨著20世紀80年代我國各主要區域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基本建立,文明起源便被作為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問題,熱度持續至今。

  如何從考古學上界定國家和文明社會,或者說,如何從考古學上識別出國家和文明社會,并非易事。80年代流行的一個簡便易行的方法是,按照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的城市、冶煉和文字“三要素”說,一個社會如果具備了這三個要素,就可以認定進入文明或國家社會;后來我國學者又加上一個要素,即禮制,成為四要素;西方學者甚至提出十個要素。這些要素的物化形式,在考古操作中易于識別。

  然而,學者在運用這些標準時,往往將其放在一個分布十分廣闊的考古學文化層面,甚至更大范圍之內加以論證。例如,這個遺址的城址,加上另一個遺址的冶煉遺存,再加上其他遺址的文字符號,便可以判斷這個考古學文化進入了文明時代。豈不知,國家社會在其早期階段區域是很小的,我國先秦文獻上提到的古國面積不過方七十里、方百里,應該接近早期國家的實情;文獻還提到夏禹時有“萬國”之說。按照這樣的標準,今天在考古學家界定的某個考古學文化覆蓋的面積之內,應該存在上百個或數百個這樣的古國。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果說考古學文化區系建構理論與方法在古國研究中存在局限性,學界是否有進一步的探索?

  方輝:雖然有的古國控制的面積有限,但其內部肯定等級分明,因為國家作為社會組織形式,其本質特征就是階級壓迫的工具,這些特征肯定會體現在考古遺存上。既然有的古國的面積有限,它們又曾經存在于地表,那么我們何不用考古學擅長的方式把它們尋找出來。這就要求關注點從考古學文化轉到聚焦聚落或遺址。歐美考古學在完成文化史建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聚焦比考古學文化更為具體的聚落,由此發展出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態研究,從對文化史或年代學的建構轉向社會復雜化進程探索的新途徑——聚落形態研究。我國也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建構的基礎上,走向或正在走向這一途徑,并借助我國豐富的文獻典籍資源,在文明起源、國家形成和聚落考古等重大課題研究上,豐富發展聚落考古理論方法。

  得益于海岱地區比較早就建構起比較完善的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山東地區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態研究因此起步也較早。有學者根據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資料,嘗試在特定的“小區”內區分“都·邑·聚”聚落的分層狀況,實際上已具備了聚落形態研究的意識,但其資料是建立在隨機調查的基礎之上,信息的系統性并不完備。而真正的聚落形態研究無疑是建立在區域系統調查之上,其典型案例就是自1995年持續至今的中美魯東南沿海地區聚落形態考古項目,其成果以覆蓋2000多平方公里的系統考古調查為依據,從區域考古的角度厘清了上自7000年前下至漢代時期社會演進的途徑。更重要的是,該項目揭示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后,大約相當于古史傳說“五帝時代”古國起源、發展的立體場景。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舉例談一談,聚落形態研究運用于古國發展時所揭示的考古學發現。

  方輝:以4500年前后兩城鎮—丹土古國和堯王城古國“金字塔式”聚落形態來說,作為兩個古國的統治中心,其遺址面積都在300萬平方米以上,且城址至少有100萬平方米。它們都占據著所在谷地的中游,四周有大小不等的聚落環繞,其中第二等級聚落大多呈等距離分布。兩個古國之間——與自然地理分水嶺不謀而合——恰有一條約3公里的空白區,這顯然是二者的邊界。現有的考古發掘證明,在兩城鎮—丹土和堯王城都發現有高等級的土坯房屋,以及體型碩大的白陶、做工精美的蛋殼黑陶和玉器等高端奢侈品。而作為第三或第四等級、面積不足6000平方米的六甲莊遺址,無一例外都是半地穴式房屋,陶器器形簡單,個體矮小,基本不見白陶和磨光薄胎黑陶,更不見玉器,其與古國都城的差別十分明顯。目前,正在發掘的屬于第二等級的蘇家村遺址,遺跡、遺物的規格大小恰處于它們之間。通過聚落形態和不同等級聚落出土遺存反映的聚落等級之間的差異,龍山時代“金字塔式”社會結構可謂昭然若揭,我們傾向于用龍山古國來統稱之。

  海岱地區文化因素影響中原

  《中國社會科學報》:山東是海岱地區的核心地帶,海岱地區與中原地區相互依存,兩大區域很早就呈現出人類交流的跡象。考古學界對兩大區域的早期文化交流有哪些發現?

  方輝:20多年前,海內外考古學家不約而同對考古學與文化之間的聯系予以格外關注,提出了“文化交互作用圈”等概念,并引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深入,其影響持續至今。海岱地區與中原地區地域相鄰,其間并有淮河、濟水等水系相連,進入新石器時代二者之間的聯系交流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時期,甚至更早階段。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由墓葬、彩陶、白陶等文化因素體現出來的文化交流更為明顯,其中以海岱地區對中原地區的影響更為直接,尤其是當時體現文明成就最高的禮制,如棺槨制度、陶器和玉器為代表的禮器制度等,大都發端于大汶口—龍山文化系統,并被夏商周三代禮制所繼承。前不久,山東大學在國家博物館和山東博物館舉辦的“禮出東方:山東焦家遺址考古發現展”,主題是海岱地區禮制對中原地區及其他地區所產生的影響。展覽通過墓葬棺槨制度和陶器、玉器及其組合,闡述作為文明要素之一的禮制是如何在東方起源,又如何影響了三代禮制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明起源階段,海岱地區與中原地區的交通是如何發生的?

  方輝:海岱地區與中原地區史前時期的交通線路,以前強調的是連接中原及海岱地區的淮河及其支流如穎水等,焦家遺址的發現則提示我們,今天的黃河,也就是古代的濟水,在聯通中原和東方的作用方面可能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由焦家向西,沿古濟水經今天的聊城、菏澤、濮陽、安陽、新鄉,也就是古代的兗州之域或河濟流域。這一帶地勢低洼,長期河水泛濫帶來的淤沙將大部分遺址深埋地下,但通過有限的考古工作仍然發現了若干重要的史前城址,如陽谷景陽岡、定陶十里鋪北、濮陽戚城等,都是龍山時代城址級別的大遺址。由焦家向東,沿著今天的膠濟線或濟青高速公路直達黃海,沿途分布著若干處著名的史前城址或大遺址,鄒平丁公,臨淄桐林,濰坊姚官莊,膠州三里河,諸城呈子、前寨,直到魯東南沿海地區的日照丹土、兩城鎮、堯王城等。仔細分析魯東南沿海地區龍山早期聚落分布圖不難發現,從堯王城往北,依次分布著兩城鎮、姜家莊、河頭等大型遺址,而由堯王城向南,又有連云港市的廟臺子、藤花落等城址或大遺址。這一系列城址或大遺址,構成了4500年前后東部沿海地區的交通線路,而今天的204國道、同三高速公路,也基本是沿這條交通線修建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遺址之間的距離都在45—50公里,顯示出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也就是說,這條貫穿南北的交通大動脈,龍山文化早期便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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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目主要介紹中國考古,考古發現方面,包括最新的考古新發現,考古文化、從聚落形態視角研究古國起源等。特別關注有關人與文化的價值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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