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話題

最熱的話題少不了三峽、西部開發、基因等
基因問題 本站《現代科技》 有DNA專題 歡迎來稿談談!科學頻道 

  

何時拒絕哈佛——閑話學校崇拜

  作者:饒毅 原始出處: 新語絲 (刪節版發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5月13日)
  [前言:站長:這個文章與人類學應該說是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之所以推薦給大家。一是我做為站長收到了一些人類學以外的朋友的對人類學的批評,也引起了我自己的思慮反思。人類學的意義價值究竟是什么?基點是什么?或者說我們的標準是什么?新的時期、社會環境下如何來界定人類學的發展方向]
  這是我近年寫專業外文字以來感到比較難寫的一篇文章,不僅因為寫它有點命題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論是出于已經形成的社會思維慣性,還是出于對社會現象不同的解讀,許多人會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見。為了給正在求索的后來學子及其家長們在選擇成長道路時提供一個視角、或者至少是一個參考意見,我還是敲出了這篇文章,并且干脆給文章擬了一個足以稱為聳人聽聞的題目。
  人的學歷和書的封面

  對于有些學校、或者有些人來說,人的學歷和書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過的學校在教學實質上和其它學校并沒有大的差別,差別就是學校的名字和外界對學校的一般看法。這樣,如果學生沒有自己的發展,畢業后總想靠所讀學校名譽來過日子,和書裝了一個封面好像差別不是很大。
  有許多中國學生和家長,很重視大學在社會上的一般“名氣”,而且學生常常很在意大學排名。有人喜歡一輩子以自己上過的大學來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許多家長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學來作為衡量家長自己對子女的成長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標準。這些現象,不僅在中國比較普遍,在留學海外的華裔里也不少見。有些海外的華裔好象說提倡子女自由選擇,但是一說到子女上什么學校時,仍然流露出對學校的過分重視。于是乎,任何人成長與其所受的教育場所有關,但教育場所不能決定其一生,這個本來淺顯的道理,好像在華裔社會里不容易暢銷,至少周光召先生覺得有些中國學生和家長追求讀中國或美國名牌大學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議我依自己的經歷,寫點文字和這樣的青年學生及其家長聊聊。這個題目他給了我已近兩年,我開了個頭后怕寫不好就拖下來了,最近在北京聽說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場合談起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緊時間寫完。
  我先得說明我不認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覺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來,任何人將自己作為成功的典范來談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難以避免被歸為愚蠢。不過,不成功不能阻礙我聊學校對人起到的影響(和沒有起到的影響)。何況因為我讀過的多個中美學校之間外觀差異比較大,要聊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從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醫學院讀大學,然后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讀過兩年研究生(沒有畢業),85年到美國就讀于舊金山的加州大學(UCSF),博士后期間在哈佛大學,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簡而言之,在中國,我沒有上過最有名的學校,而在美國,我卻沒有去過不是一流的學校。因為接觸過許多來自不同學校的人,我可以不猶豫地驗證常識:每個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經就讀的學校來判斷。
  為方便我舉例, 可以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大陸留美的人員當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創造性研究的王曉東,在大陸念的是北京師范大學,在美國是得州西南醫學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會一般觀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學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學電子系畢業的王有勤到美國讀電子學研究生以后不久卻轉學到霍普金斯大學讀聽覺電生理的研究生,博士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學,他領導的實驗室成為美國一個主要的聽覺皮層實驗室,他有能力和興趣從電子轉向神經生物,和他在中國大學訓練大概沒有關系,而是他自己對科學的興趣和判斷。生物化學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師范學院大學教育無關,也和耶魯大學沒有太大關系,他在西奈山醫學院就開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后離開耶魯相信他也會有好的研究。做出聰明老鼠的神經生物學家錢卓,設計的實驗也特別聰明,他的成長不僅華東師范大學不起關鍵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關系也不是很大關系,我相信他轉到波士頓大學去以后,還會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絕對不是說中國名牌大學沒有優秀畢業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國名牌大學畢業的。現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駱利群,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畢業生,美國Brandeis大學的研究生,UCSF的博士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為家庭關系,我聽他父母講過一些他小時候的事,我覺得他專業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決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沒有多大的關系,只要有在許多學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環境,駱利群都能憑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長,因為他主要是自己決定自己。北大、清華當然有好的畢業生,生命科學里,現在科羅拉多大學的韓珉、耶魯大學的鄧興旺、普林斯頓大學的施一公分別在發育生物學、植物生物學、結構生物學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華的大學訓練造就了他們,而是他們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華生物系對科學有深刻理解的老師很少,也就難以要求他們對韓珉、鄧興旺這樣的學生有特殊的教育。據我所知,北大有些畢業生在離開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觀地審視母校時,也覺得學校沒有真正給學生極大不同于中國其它學校的教育。當然這也和專業、時間有關系,有些專業的學生在有些時候確實只有在北大清華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學領域來說,這樣的情況如果不是沒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中國生命科學里科學研究杰出的人,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中國科學院,大學里面以教書的為主。對科學沒有深刻體會的人教書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學生靠自學而超過。現在各個學科有多少變化,也是需要問于專業人士,不是靠學校名稱可以斷定。北大有沒有特殊的科學精神?從我能看到的情況來說,迄今沒有證據表明這樣的假說能成立。
  就是在美國,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學生。在我直接接觸過的多個學校的學生中,第二笨的學生和最懶散的學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學生,當然我直接接觸的學生人數有限,不具有統計規律。在中國和華裔社會里,常常有人很關心某人畢業的學校,甚至因為學校而影響到人的關系。在美國,特別是在學術精英群體里,對個人在專長上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對其曾就讀學校的注意。美國特別好的學校對中國各個學校的了解,如果沒有中國人在旁邊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聽說了,也難有感性認識。這就好比中國學校不知道印度學校好壞一樣,再有印度人解釋,中國人自己難以有強烈印象。
  在我們華盛頓大學研究生錄取委員會上,大家重視學生具體表現,我們取的美國學生有名牌大學的也有名字都難記清楚的學校。中國申請者里面,幾年前我們曾拒絕中國名牌大學的一位,雖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國標準考試)的分數都很高, 卻說不出為什么對研究感興趣。美國和加拿大學生里面也是一樣。反過來, 美、加學生中也有我們學校錄取后,卻拒絕我們而去名氣比我們差很多的學校的事例,但是他是奔某個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領域而去的,我們覺得這樣的學生作出了合理的決定,而不會因為我們的神經科學在全美通常認為是最好的幾個之一,而覺得那樣拒絕我們的學生搞錯了。
  有些華裔家長拼命要求子女進某些特定大學,以便其后能進好的醫學院或者研究生院,在我看來也是過度操心。這些醫學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華裔家長的標準來招生的。華裔家長壓學生上某個或者某種大學的做法,實際上既不利于學生自然成長,也不一定有利于達到家長自認為好的目標。我在哈佛碰到過華裔大學生,有的對家長怨聲載道,上大學以后對家長有逆反行為,家長自以為對學生的好心反而阻礙他們發展。
  大學教育不難超越

  人的專業能力和大學的社會聲譽脫鉤的原因有多個。大學教育比較基礎,除了特殊情況,常常不能直接影響學生的關鍵發展。比如在很大范圍內,許多大學的老師教學比教科書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么學生自學書籍就很容易消除教學的差別。能把課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學老師就很少:在中國少是因為沒有很多大學老師有真正深刻的學術認識,在美國少是因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視教學。一個學校如果教學深廣度不能超過標準教科書很多,其教育優勢就可以被學生自我發展所超越。
  中國大學里,有極少數老師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們對學生有個人輔導,有可能造成和其它學校的重要差別。不過這樣的老師在大學里面本身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師名不副實,有這樣的人輔導還不如沒有,有些老師名副其實,但是沒有時間和興趣對學生個別輔導。所以,大學期間如果學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難超越學校教育的深度和廣度。在二十年前,許多大學老師都不讀研究文獻的,如果學生自己能讀,而且讀出門道來,很容易在理論方面超過大學的和有些研究生的老師。
  對于研究科學的人來說,大學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而且是個體化教育、對人的影響比大學的大班教育要大得多,且留下的記錄在學術界可以有意義。所以科學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關聯要遠大于和大學教育的關聯。
  雖然我不覺得中國學生一定要上哪幾個大學,但是我覺得中國學生在選擇研究生教育時,要十分慎重選擇研究機構和老師。在目前情況下,對于同樣一個學生來說,去有些學校和老師那里讀研究生,幾乎是學術自殺。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國的經歷和參與中國高校教授評審時的觀察,中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還需要很多的進步才能趕上科學院。生命科學研究生教育總體來說,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但是注意,這也是總體而言,有些專業最好的不在上海,比如結構生物學最好的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些專業、或者有個別的老師在高校也許可以提供比科學院要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覺得目前更普遍的情況是:許多學校和老師不配帶學生、耽誤了學生的培養、沒有使他們的潛力發揮出來。我對研究生教育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寫出哪些學校多數研究生導師都應該下崗,不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統稱某個學校,總會冤枉一些老師(模仿一個笑話: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師排成一隊,隔一個要下崗一個的話,一定有漏網的,如果要都下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學生在報考研究生以前,多問真正懂、而且有公心的老師和同學,來幫助自己避免跟不稱職的老師做研究生。不能因為大學普遍鼓勵大學生上本校研究生就被其中某些便利所誘惑。在咨詢時,明確知道中國目前沒有一個可以客觀評價研究生的名單,要靠自己根據專業咨詢。而且, 并不能保證自己學校的老師會客觀告訴學生應該到哪里讀研究生:有些大學老師本身就不懂,有些懂了卻出于私心不告訴學生。最近中國有個機構向大學老師發問卷評估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生教育水平,雖然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總體被評為第一,其學術聲譽卻被評為第四,在北大、清華、復旦后面,學生轉來給我看,我想,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國參加評審的大學教授有多差:要么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學術聲譽,而用的是大街上路人的標準;要么他們對科學院過去幾年的變化毫無察覺,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在國際上發表了多少和什么樣的論文;要么他們知道而不客觀地評價。過去4年,全國大學里面在生命科學作出的重要研究和國際上發表的重要論文總和,有可能不能超過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一個所,更不太可能超過包含有多個研究所的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如果大學生咨詢的是搞不清楚這樣情況的大學老師,那么也就得不到正確的信息。
  中國也在變化

  有些家長和學生以為如果今后到中國的教育和科研機構找工作,它們都很重視應聘人員曾經就學的學校一般名聲。實際上,這也是過時的老皇歷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中國幾個最好的生命科學研究機構,它們在聘任教授時,重視的也是科學研究能力(包括已有記錄和潛力),而學校名聲已經不重要。聘任者的大學教育情況,幾乎不在考慮范圍。因為在科學院、北大、清華、復旦、科大和中國其它主要機構,這些年都希望學術進步,所以它們對要聘任的人都看重研究,看的是發表論文的質量,有些學校在碰到看不懂論文質量的時候,就看重刊發其論文的雜志名稱,照樣不看重應聘者所畢業的大學。我相信其它一些學科也是同樣情況。所以高中畢業生及其家長過分看重大學名聲,對于將來在中國的發展也不是那么明智。
  當然,如果教育質量確實有顯著的差別,那選擇大學是重要的。我們說書的封面不那么重要,并不否定書的內容的重要性。比如現在耶魯大學的遺傳學家許田,大學在復旦大學,那里的遺傳學教育當時比中國一般學校是要好很多,對于他以后的成長,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復旦畢業的學生很多,很少能成為許田那樣優秀的遺傳學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條件,也不能代替個人自身素質和勤奮努力。
  對于目前中國大學教學質量,我沒有能力逐個評價,要求教于了解具體情況的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數學校的大學教育差別還是有限。就是復旦以前的遺傳學教學優勢,據許田和復旦的金力說目前也急待改進。
  中國近年出現的一些優秀生命科學家,也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成就在中國很突出,而不是靠他們的大學學歷。北京的王志新和饒子和,都是工農兵學員,在生物物理不同領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現在中國科學院的陳竺,文革期間沒有讀過大學,讀的是醫專,以后在上海二醫和法國讀研究生。他和陳賽娟在上海二醫領導的實驗室,不僅90年代研究在中國突出,我最近評審中接觸過中國一個名牌大學的幾乎全體生命科學的教授情況,我覺得,陳竺和陳賽娟90年代在上海二醫的工作就是拿到現在也比多數大學教授的研究要好。陳竺在美國沒有長期待過,可是他的英文比許多在美國待過的華人還好。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的裴鋼,大學在沈陽藥學院,研究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他90年代中期回國后, 有一段時間可能是中國生命科學界在國際雜志發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張旭,大學在第四軍醫大學,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羅琳斯卡醫學院。99年到科學院后,在受體轉運方面有新發現,2003年中國第一次請國際專家逐個全面嚴格高水平地評審時, 張旭是真正受國際專家肯定的。(我得說明一下,以前中國媒體常說誰被國際專家肯定,有時是真的,多數時候要么是沒有的事情要么是別人順口隨便說的。對張旭的評價,是專門將他的研究材料寄給多個專家以后、又有專家到中國答辯后特意評審作出大段評論和結論。)上海還有一位人類遺傳學家孔祥銀,沒有研究生學位,卻發現了兩個疾病相關的基因突變,有兩篇《自然 遺傳》的論文,是成就和學歷比最高的。
  所以,對于高中畢業生及其家長來說,以為大學名聲對今后在中國發展重要,也是要看在什么行,不然的話,盲目奔向某大學的名聲,就是今后在中國工作,或許已經失效了。
  對題目的說明

  主要意思寫完后,好像得解釋一下題目。我兩次放棄過哈佛大學,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舉動。對我的專業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過到中文環境,常有人提起我去過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實我是拒絕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對我來說, 特別是二十年前我喜歡分子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的結合,哈佛能給的研究生訓練不如UCSF。所以我是選了專業上更好的學校,只是沒有依中國社會的一般想當然的錯覺而已。博后我去哈佛是因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實驗室和研究方向。博后結束后,我放棄哈佛醫學院眼科系的教職而到華盛頓大學。這一個決定,不僅專業發展上對我好,還包括對同一個人不同時期來說,最合適的環境不同。哈佛大學對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壓力,在那里升終身教授理論上標準特別高:“全美這個領域第一”(哈佛的人實際上靠掌握“領域”的大小來變通提升的難易,要不然,哈佛的終身教授豈不是個個都要得諾貝爾獎,而實際哈佛終身教授有許多不是某個公認領域第一)。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的趕快到好雜志上發論文,而不能潛心研究。而且因為哈佛升終身教授人數有限,造成年輕教授之間容易“別苗頭” 、不合作、甚至有人際關系緊張的情況(我曾經看過兩年輕人一開始就在后面互相妒忌、攻擊)。這在一般美國學校很少出現,所以對于知道這些情況的人來說,并不一定選在哈佛做助理教授。雖然華裔對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爭的事實, 實際哈佛并不是在所有專業全美第一。結果是,華裔放棄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華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幾個放棄哈佛的。所以,放棄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鮮。
  就我自己的大學教育來說,雖然我當時很不愿意,曾經準備下年再考沒成。但從長遠來說,上江西醫學院對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別看重學校的考試分數,我也不太在乎時興什么,自己有許多時間發展興趣。要是學校造成一個時興的東西,年輕時我也不能保證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圍的環境,也許浪費更多時間。如果在其它學校有太大的競爭壓力或者亂趕時髦時,說不定被挫傷熱情或者被誤入歧途。我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象我一樣到沒有名氣的學校,也許只是重復塞翁失馬的精神安慰。
  一個人不僅受畢業的學校影響有限,就是在學校工作的,影響也是有限。伯克利加州大學名氣不可謂不大,可是目前沒有一個生物的諾貝爾獎,西南醫學中心不可謂普通意義的名牌大學,可是它在生物醫學卻出了一些非常優秀的工作,而且目前有好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正在那里工作,其學術環境比絕大多數學校要好,象王曉東那樣多次拒絕伯克利加州大學,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對于有些人來說,環境很重要,而對于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時候,環境的影響卻有限。
  在中國上大學不過是一次階段性考試的結果。一個人的動態變化在某次考試時反映不能保證全面,不出現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為多數省份錄取率不過3%,一個題目的對錯就可以產生表觀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別,上什么學校等于是由沒有統計差別的分數所決定。何況,能不能依靠中學水平和大學低年級教學為主的老師出的考題,來反映學生的能力,本身就是問題。我相信,中國有些學科的天才,在高考和各種競賽里面是難以反映出來的,甚至可能上大學的機會都沒有。
  最后說明,既然看人不可過分看曾經就讀的學校,自然也包括反對專門歧視名校出身的事情。專門折磨北大、清華畢業生的人,我也曾經當面指出他們這樣好像是有毛病。所以,以畢業學校來斷定人的能力,或者矯枉過正專門討厭好學校的學生和畢業生,這兩個傾向都是對學校名稱盲目崇拜的后遺癥。
  在華人交流場合,我被問到關于大學的時候不少。以后再有人問我,我就折磨他來看這篇作文。
  

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同等重要

  作者:方舟子 出處:博客中國(Blogchina.com)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那么一個人的性格是先天決定的還是后天形成的?對性格的形成是遺傳因素還是環境因素更重要?這是千百年來哲學家、科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而采取哪種立場,有時與個人的體驗有關。一位心理學家曾經說過,他的同事起初都是環境決定論者,直到他們有了第二個孩子,才意識到遺傳因素的重要性。許多父母也有同樣的感受。
  我的一位朋友、一個有兩個兒子的母親曾對我說,她很奇怪兩歲的小弟弟和四歲的哥哥性格差別那么大,比如弟弟這么小就知道了撒謊,而哥哥卻一直那么老實。既然都是在同一個家庭由同一對父母養育的,發育、生長環境類似,那么很自然的,人們就會把這種明顯的性格差異歸因于先天的因素。
  這種直覺未必正確。實際上,兩個小孩的發育、生長環境已有了很大不同。在生育第二個孩子時,父母已不像生育第一個孩子那樣沒有經驗,而且,第二個孩子的生長環境多了一個哥哥或姐姐。后出生的孩子傾向于比頭胎更健康,比如較不容易患過敏癥。這些環境、身體差異都可能對性格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美國心理學家舒洛威(Frank Shulloway)花了20年時間研究出生順序與人格差異的關系。他的分析表明,頭生者與后生者相比,其思想更正統一些。那些挑戰傳統教條的思想家、科學家大部份是后生者。在800位杰出科學家中,60%的后生者支持過革命性的學說,而只有40%的頭生者如此。或者說,后生者更傾向于反叛。后生者比頭生者更喜歡從事危險性的體育活動,比如橄欖球、跳傘、拳擊。其他研究者也發現了出生順序與人格差異的其他相關性。例如,古典音樂的作曲家,更多的是頭生或單生。男同性戀者中,頭生者比例較低。
  顯然,比較兄弟姐妹難以區分遺傳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孿生子是更合適的研究對象。我們對人格遺傳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對孿生子的研究。孿生子分同卵孿生子和異卵孿生子兩種。異卵孿生子是兩個(或更多個)卵分別被兩個(或更多個)精子受精產生的不同受精卵分別發育而來的,雖然他們在同一時間位于同一子宮,他們的遺傳相似程度與同一對父母在不同時間生下的兩個孩子是一樣的,平均為50%。同卵孿生子則不同,是由同一個受精卵分離成兩部份后發育而來的,因此他們具有相同的遺傳物質,其遺傳相似程度可以認為是100%。導致受精卵分離產生孿生子的原因目前還不是很清楚,這種分離可以發生于受精卵發育早期的不同階段,發生得越晚,孿生子越相似。如果分離發生于受精后的三、四天或更早,孿生子有不同的胎盤。如果分離發生于受精四天以后,則卵生子通常共享一個胎盤(大約70%的同卵孿生子屬于這種情形)。在很偶然的情況下,分離會在受精后十天才發生,這時候孿生子的身體無法完全分開,會成為連體孿生子。這三類同卵孿生子在遺傳上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發育過程會導致某些差別,例如,有不同胎盤的同卵孿生子會長得略微不同。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人的發育并不是一個完全由遺傳因素決定的過程,而受到許多隨機因素的影響,因此即使是具有相同的基因組、在相同的環境下發育的兩個受精卵,也不可能發育出完全相同的兩個胎兒。特別是神經系統的發育,更受到隨機因素的影響。在胚胎和胎兒發育過程中,新形成的神經突觸在很大程度上是隨機地長出,與周圍的神經元或肌肉細胞連接。那些未能形成連接的神經元將死亡,那些形成連接的神經元則保留下來,該連接基本上會終身不變。因此,同卵孿生子即使剛剛生下來,其身體構造也已有了差異,特別是神經連接會有所不同,因而能導致其人格發育的不同。
  有兩種方法可以用于研究孿生子性格中的遺傳因素。一種是比較同卵孿生子和異卵孿生子的異同。如果某種行為特征在同卵孿生子之間的相似程度并不比異卵孿生子高,那么我們可以認為這種特征的遺傳程度很弱。反之,如果同卵孿生子在某種行為特征的相似程度高于異卵孿生子,那么它就很可能是受到遺傳影響的。另一種方法是比較出生后不久就被分開在不同家庭撫養的同卵孿生子和在同一個家庭撫養的同卵孿生子。這個辦法的依據是認為在不同家庭撫養的孿生子有不同的生長環境,因此其相似性就可認為是由于有相同的基因。這個依據并不完全可靠,因為孿生子在被分開撫養之前,至少已有九個月的時間是處于相同的環境中的(母親的子宮),而且在不同的家庭撫育,并不等于其生長環境就完全不同,其中完全有可能有很相同的環境因素。
  我們都聽說過,在看來非常不同的家庭中長大的同卵孿生子往往有許多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在大眾報刊上我們已讀到了太多的這種故事。許多被大肆宣揚的驚人的相似(例如與名字相同的人結婚)無疑是巧合。這些故事即使是真的,也已經過了精心的挑選才被報導出來,他們代表的只是極端的情況。那些不太相似甚至很不相似的同卵孿生子因為其故事無趣,而被忽視了。而事實上,還存在另一種極端,即極其不相似的同卵孿生子。例如美國十九世紀著名的“暹羅連體兄弟”,不僅同卵,而且連體,從他們誕生之時起,就一刻也沒有分離過,基因和環境都完全相同,然而他們的性格卻絕然相反,一個暴躁,一個平靜;一個思維敏捷但興趣狹窄,一個反應遲鈍但興趣廣泛;一個是酒徒,一個則是賭徒。要利用孿生子研究遺傳對性格的影響,并不能依據極端的個案,而必須對大量的孿生子做調查、統計。在世界上,已有多項這種調查,其中最大的一項是美國明尼蘇答大學托馬斯·保查德(Thomas Bouchard)負責的,他們共研究了8000多對同卵孿生子和異卵孿生子,包括130多對在不同的家庭長大的同卵孿生子。他們之所以能找到這么多被分開撫育的同卵孿生子,得益于美國歷史上一個悲慘的時期:三、四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迫使許多貧苦家庭把剛出生的孿生子分開送人撫養。以后很可能再難以有這樣的研究機會。
  研究者對孿生子進行了深入具體的面試,以了解其生活環境,對社會、宗教、哲學問題的看法,并用一系列心理測試判斷其職業興趣、思維能力和性格傾向。在對孿生子進行面試和測試時,總是同時然而分開地進行的,以避免他們有意無意地交換信息。從1990年開始,明尼蘇答研究小組發表了幾篇論文報告他們的研究結果。這項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決定人的個體差異有多少是由基因決定的,又有多少是由環境決定的(至于隨機的因素無法研究,只好忽略)。環境可以分為兩種:共享環境和非共享環境。比如在同一個家庭長大的兩個小孩,他們有共同的父母和其他親屬,這是其共享環境,但是他們可能上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同學和朋友,這是其非共享環境。用公式表示,即是個體差異等于基因、共享環境和非共享環境之和。
  明尼蘇答小組研究了孿生子在生理、智力、性格等方面的異同,這里我們只關心性格的情況。現代心理學一般用五種量度綜合評價一個人的性格:友好程度(“討人喜歡、和藹、友好”對“愛爭論、有攻擊性、不友好”)、嚴謹程度(“有條理、負責任、可信賴”對“粗心、易沖動、不可信賴”)、外向程度(“果斷、外向、活潑”對“畏縮、內向、冷淡”)、神經質程度(“不焦急、穩定、自信”對“焦急、不穩定、不自信”)、開通程度(“有想象力、喜歡新奇、有創造性”對“目光短淺、避免風險、愛模仿”)。心理學家通過問卷和詢問研究對象及其親屬,而按這五種量度對研究對象的性格加以評判。兩個人的相似程度則以0和1之間的一個數字表示:0表示兩個人沒有一點相似之處,1表示兩個人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進行測試,也不可能總得到完全相同的結果,相似性大多會在0.9和1之間。而即使是隨機抽取的完全無關的兩個人,也不可能一點也不相似,但其相似程度很少超過0.05-0.1。因此在樣本足夠大時,0和1實際上是不能得到的。
  根據明尼蘇答小組的研究結果,如所預料的,同卵孿生子的性格相似程度明顯大于異卵孿生子。一起長大的同卵孿生子的五種性格量度的相關性平均為0.46,分開長大的同卵孿生子,這一數字為0.45。這說明同卵孿生子的性格相關程度,與他們是否在相同還是不同的環境長大無關。分開長大的異卵孿生子的性格相關程度平均為0.26,大約是同卵孿生子的一半,這與他們的遺傳相似程度是同卵孿生子的一半相符。從同卵孿生子和異卵孿生子得到的相關性可以用于計算遺傳差異與性格差異的相關性。平均來說,大約50%的性格差異是由于遺傳差異導致的,或者說,遺傳因素對性格的影響大約占了一半。遺傳學家把這個數字稱為遺傳率。如果性狀差異是完全由遺傳差異引起的,遺傳率為1,如果性狀差異與遺傳差異毫無關系,遺傳率為0。其他的類似研究的結果,所得到的性格遺傳率,一般在0.2-0.5之間。
  為什么類似的研究卻會得到不太一致的結果呢?我們必須注意到,遺傳率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如果環境條件未能使遺傳差異的影響充份體現出來,那么所得到的遺傳率就會偏低。例如,讓老鼠在單調的環境下長大,然后用迷宮做測試,會發現它們的記憶能力都很差;而如果讓老鼠在復雜的、富有刺激性的環境(比如有很多玩具)下長大,會發現它們的記憶能力都很好。在這兩種環境下,不同遺傳品系的老鼠的表現沒有差異,我們會認為只有環境因素才決定老鼠的記憶能力。但是如果讓老鼠在中等復雜程度的環境下長大,這時不同遺傳品系的老鼠的記憶能力就出現了差異,只有在這時我們才發現遺傳差異對記憶能力也有影響,才會得到一個比較恰當的遺傳率。然而,如果我們使用的是同一個遺傳品系的老鼠,那么不論在什么條件下,都是無法發現遺傳差異的影響的,由此也可知,當研究對象的遺傳差異較小時,遺傳率會偏小。舉個極端的例子。人人都會直立行走,那些不能行走的情形一般是由于環境因素(例如截肢)導致的,如果我們研究直立行走的遺傳率,會發現它是零。但是遺傳因素并非對直立行走沒有影響,事實上它才是其決定因素,直立行走乃是人類最主要的遺傳特征之一。可見,在研究遺傳率時,會受到許多不明因素的影響,而遺傳率小,并不都意味著遺傳因素的影響不重要。
  我們只能極其簡單化地說,遺傳因素對性格的影響占了大約一半。至于剩下的一半,我們歸于環境因素的影響。前面提到,環境因素可分為共享和非共享兩種。那么哪一種更為重要?那些分開長大的同卵孿生子表現出來的性格差異,我們可以歸于他們不同的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說,非共享的環境對性格形成也有重大影響。而共享的環境呢?如果也對性格形成有重大影響的話,一起長大的同卵孿生子的性格相似程度應該顯著高于分開長大的同卵孿生子。但是我們看到的卻并非如此,一起長大的同卵孿生子與分開長大的同卵孿生子并無顯著差異。多項研究都表明,共同的家庭環境對小孩的性格發育只有輕微的影響。在處于模仿階段的嬰幼兒時期,家庭環境還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到了青春期以及長大離家之后,這種影響就幾乎完全消失了。那些一起長大的兄弟姐妹之間的性格相似,看來主要是由于基因相似導致的,而不是共同的家庭環境導致的。而他們的性格不同之處,則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社會環境導致的。
  但是人并不是被動地進入一個環境接受其影響。在很大程度上,環境是我們自己創造、選擇的。在這個過程中,遺傳因素并不能排除,它可能影響我們交什么樣的朋友,喜歡或討厭和什么樣的人打交道,從事什么樣的工作,而所有這些環境因素又都可能影響了我們的性格。遺傳因素不同的人,即使在相同的環境中,也可能選擇不同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從而創造出一個不同的環境。同樣,遺傳因素相同的人(例如同卵孿生子)在不同的環境中,也可能選擇相同的事物,以相同的方式對待。分開長大的同卵孿生子,可能在相同的遺傳因素的影響下而選擇相同的書籍閱讀,交類似的朋友,找類似的工作,而這些相同的環境,又反過來增強了其性格的相似性。把同卵孿生子的性格相似完全歸于基因的直接作用,是過于簡單化的。
  基因與環境的交互影響也是極其復雜的。一方面,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沒有合適的環境,基因的作用表現不出來。另一方面,基因也影響了我們對環境的反應。我們對環境的反應可以分成三個步驟:通過感官從環境中感受刺激,在中樞神經系統對信息進行處理,然后做出反應。遺傳差異對這三個步驟的每一步都可能產生影響,從而影響了我們對環境的感受和反應。
  簡單地說,我們可以說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對性格的影響大約同等重要。兩個人的遺傳差異越大,環境越不同,性格差異也就會越大。而兩個人的性格相似主要是由于相似的遺傳因素引起的,共享環境的影響很小。但是我們必須記住,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實際上是無法截然分開的,而是混雜在一起、交互發生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分影響性格的因素有多少屬于遺傳的影響,有多少屬于環境的影響,是不可能的。遺傳、環境,以及經常被忽視的隨機因素,都對人性有重要的影響,這大概是我們對人性是天然還是使然這個千古難題所能做出的最好回答。
  這與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比較務實的作法形成對比,后者允許在嚴格控制的條件下用人類胚胎進行研究,包括進行用于治療目的的克隆研究。Markl教授認為,德國公民的自由正在受到“在道義上被誤導的多數人的狂熱脅迫”的威脅。

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與路徑

陸建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不管社會是不是在轉型,純象牙塔的研究是需要的。當然,也需要新知的傳播”
  去年我到香港做了一段時間的研究,為寫一本書。我現在關心的焦點跟孫立平教授不同。他一直關注這樣一個快速變革的、有點混亂的社會怎樣走向一個相對比較規范的社會。我在探討一個問題:香港這么一個高度繁華,而且法律基礎比較完備、社會結構非常穩定的社會,為什么在金融風暴的沖擊之下,變得不穩定,社會經濟問題一大堆?
  香港有一位政治學教授,是香港政治學界的代表人物,從來不熱衷于在公共媒體上露面,我們經常讀到他非常好的論文,但是很少在媒體上聽到他的聲音。我曾經請他在鳳凰衛視就一個很重要的主題發表講話,他很客氣地謝絕了,并說,他一直不太感興趣在媒體上露面。前一階段,教授頻頻在香港報紙、電視露面,他談到新實施的高官問責制對公務員隊伍的沖擊問題,也談到了香港社會怎么重新建立基本的社會凝聚力問題。顯然,他是閱聽人,不再是專業圈內的人士,而是最廣大的公眾。香港這五年多的社會經濟、人氣變化,出現很大的麻煩。很多香港人士認為,香港出現了很嚴重的社會分化或者叫社會分裂。香港特區政府有一個中央政治組,建議成立一個課題組,專門研究怎樣保持或者維護必要的社會凝聚力,這個課題組組長就是這位教授。他們走了很多國家,進行了很多專業圈內的探討,有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以后,這位教授現在親自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我認為,這個過程很有意思,跟我們說的公共知識分子與新媒體問題有很大關聯。這么一位專業的政治學家,他可能習慣用的思維方式或者表達方式是純學術的,發表見解的主要閱聽人是專業人士。而現在,知識分子的另一重要責任之所在,他一定深切地感受到了。他要為一個正在痛苦轉型的社會向公眾表達自己的見解。他在香港媒體上用一種新的語言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眾,他的新語言使他可以以政治學家之尊與香港各界人士進行交流,他的話,公眾能夠聽得懂,公眾的想法,他也能夠充分理解。他的學術研究心得,正是通過媒體與公眾發生了聯系。我們這個社會現在也是處于非常急速的轉型時期,知識分子關起門來在象牙塔里做研究這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克服一些誘惑,關起門來兩三年,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有成就的學問家。不管社會是不是在轉型,這種純象牙塔的研究是需要的。當然,也需要新知的傳播。
  我總在勸媒體的朋友,做記者/編輯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定要想辦法在某一個領域里面成為最權威的記者或者評論家。我想記者的職業可以使他很容易跟某一個領域中的相關人士進行有價值的思想交流。這樣做下去的話,不出幾年這個記者/編輯就可以成為某一個領域,比如說反壟斷領域或某一個產業領域或某一個文化領域里面的權威人士。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一條路。另外一條路,從象牙塔里面走出一部分學者,用非常通俗的語言來傳播真正有價值的新知。香港這位教授為什么現在才站出來,在電視臺、報紙上,用非常平和、大家都能理解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就是為了在另一層次上實現知識分子的價值,這就是公共價值。香港現在思想比較動蕩,但沒有什么明確的路軌,最后只剩下兩點共識:第一點就是所有人都認為香港社會現在處于積極轉型期,這是沒有疑問的;第二點共識,所有人認為香港社會面臨很大的經濟社會困難。就到此為止了,香港現在是一個沒有進一步共識的社會,也就比較難走出現在的困局。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專業知識分子要善于利用公共媒體,來表達自己對前面兩個共識的超越或者展示一種更深的思考。這是一種很值得關注的現象,也為我們深入思考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媒體在今后的日子肩負什么樣的責任,提供了很重要的啟示。<經濟觀察報社>

關于干細胞研究倫理問題的爭論

  德國馬譜學會會長Hubert Markl教授在《自然》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說,全世界目前關于人類性質、權利和義務問題的爭論沒有任何地方比德國更激烈了。德國和梵蒂岡一起在從道義上反對干細胞研究和器官移植前遺傳診斷的行動中站在最前列。

  這與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比較務實的作法形成對比,后者允許在嚴格控制的條件下用人類胚胎進行研究,包括進行用于治療目的的克隆研究。Markl教授認為,德國公民的自由正在受到“在道義上被誤導的多數人的狂熱脅迫”的威脅。

用數字化生物演義適者生存原理

    數字化生物實質上是遵守突變和自然選擇原理的計算機程序,可用于研究演化的基本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科學家所做的這樣一個實驗,為達爾文關于具有高復制率的基因型適于存活的概念(即“適者生存”的概念)賦予了新的含義。例如,實驗表明,一個具有非常高的復制率(是對方的12倍)的數字化生物競爭不過復制較慢的生物。

    成功的生物占據較低的適應峰,但卻位于適應表面的平坦區。用概率論中的說法就是,這些生物缺乏適應性的弱點被它們從其突變鄰居處得到的支持遠遠補償了。

自然選擇導致物種形成的實例

    達爾文物種起源理論的關鍵是自然選擇,過去很少有人證實自然選擇會在自然界中引起生殖孤立,從而導致物種形成。《自然》雜志就報道了這樣一個例子。

    研究發現,兩個Heliconius蝴蝶種,在其身體顏色模仿捕食者不愛吃的種的顏色的過程中形成強烈的分異;與這種對生態條件的適應性響應平行的是,交配選擇又導致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種的形成:H. melopmene和H. cydno species。

◇道德行為的沖撞過程

◇遺傳學的應用中社會的和道義的關系 DAVID DICKSON

  • 中國的遺傳學專家已經認識到了這條艱難的道路,如果他們希望在國際研究機構里增加他們的作用,他們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遺傳學的應用中與面對他們的西方同事相關聯的社會的和道義的關系。需要認識的經驗就是去年夏天在北京召開的國際遺傳學會議上關于1994年頒布的中國婦幼保健法的有關條款的爭論。它們包括一些非中國的遺傳學專家批評中國為了過分的優生目標而提倡采用采用遺傳篩選,進行有計劃的流產,從而減少智力疾病的發病率。
  • 許多熱烈討論的內容在中國的議會得到了細致的討論,并且這項法律也得到了中國當局的闡明和修改。(參見Nature 394, 711; 1998)但是爭論的一個遺留問題已經成為了一種路線意識,一些外國遺傳學家威脅說,如果不采取行動,將中止與中國研究者的合作。
  • 北京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的主任楊煥明說,“這部法律已經成為了國際合作的障礙。一些外國同事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如果我們和你一起工作,是否研究的成果將用于實現這部法律?’”楊煥明自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倡導者,他提倡中國的遺傳學專家需要提高經濟的、法律的和社會問題的意識(ELSI)。他說,“在中國對臨床遺傳學家的ELSI教育還遠遠沒有開始。它是一個長期的項目,但是我們現在必須開始。”
  • 在去年人類基因組宣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采用的支持下,保證這些項目在一些國家中,例如在中國被作為遺傳實踐活動的中心的需求已經成為了一種關鍵的推動力。楊煥明熱切地希望看見這個宣言所包含的原則能夠貫徹到中國的實踐中去。
  • 上海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的主任陳竺十分同意楊煥明的觀點,他強調指出中國在基因組研究方面的努力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所能得到的國際合作的水平。陳竺說,“事實上,我們歡迎來自西方的同事的批評和建議,如果我們感覺到任何一件事是我們不應該作的,那么都將會發生改變。”

◇顏曉東----講自己認為的上海和北京的不同與相同。

◇生于山東省兗州市,在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學習,又來到了北京外經貿部工作。

  ○1975年生于山東省兗州市。兗州有水名泗河,就是孔老夫子春天洗澡的那條河。兒時我也常去,當沾了不少圣人氣。現在上游下游都建了造紙廠,河水就拒人于百米之外了。蘭亭尚能留下書圣流觴的小溪,兗州就怎么不能容下至圣先師沐浴的大河呢?
  ○1993年我高中畢業,到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學習。上海是我遭遇的第一個大城市。我是來自大農村的。沖擊是巨大的。我在上海的四年又是其三年大變樣的階段,上海的發達和繁榮讓我目瞪口呆。
  ○我很喜歡上海,可惜上海人不很喜歡外地人。我曾經在公共汽車上和一老婦爭論。她認為我,外地人,是造成上海公共汽車擁擠的主要原因。我就質問她,那么,江和朱不也是外地人嗎?如果你象指責我一樣對待他們,你無非是排外,我仍然佩服你;如果你不肯或不敢,我鄙視你,因為這就是勢利。一時全車無話。算是抱了回粗大腿。
  ○從上海來到了北京。 曾經寫過篇文章講自己認為的上海和北京的不同。其實不同很多,相同也很多。北京大度些,上海小氣些;北京雍容些,上海緊湊些;北京舒展些,上海內收些;北京傳統些,上海現代些。但是,北京和上海都是大城市,特大城市。都有大城市通有的特點,如交通堵塞,空氣污染,生活壓力大,ironically,小市民氣(小城市或農村的是不配有小市民氣的)。   ○我不是很喜歡北京。在來北京工作前我到過兩次北京。第一次到故宮是大年初五。金鑾殿前只有我一個人。北風怒吼。體會到了那個“故”字。

◇斑竹的題外話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我一直在人本和文化之間游蕩。什么是人的共性?與文化環境的關系是如何發生的?我曾經持續的對大學一個班級的同學在上海的生活進行觀察。同時我也注意其他材料的收集。我對自己研究的結果很失望。我們不應該簡單的說一個地方的人的好與壞。其實很多時候只不過是我們沒有真正的生活在其中。我們都不能免俗。

有時候最簡單的往往是最好的,你說呢!真的很失望!為什要談論這么嚴肅的話題呢!

◇科學家發現掌管腦部生成“超大基因”


版權所有 face21cn 文訊發展事業部

 www.koboop.tw 人類學網站 

15选5专家胆拖预测